从现在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疫情来看，它对全球发展的负面影响变得日益严重。世界多数国家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全球分工与协作体系被打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程度地中断。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恶化，原有的经济金融全球化逆转为风险的全球化。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

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资源配置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企业面对风险，必须提减值准备;面对感染风险，必须保持距离和环境消毒，诸如此类都是成本。公共风险水平越高，微观主体的成本就会越高，国家发展的成本就越大。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发挥作用，对冲公共风险，以降低国家发展成本。

公共风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内生的。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可以对冲公共风险，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降低宏观成本;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无法提供确定性，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在这种宏观环境下，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交易成本都会扩大，国家发展就会减速甚至陷入停滞。宇宙学家霍金说，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我们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构建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需要通过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实现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已然”，也就是不断升级过去构建的确定性，前瞻性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水平，化解发展成本;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公共危机。

新冠疫情突袭，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核心科技被人卡脖子，供应链被打断，全球化急转弯都超出原有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如此等等。这些都成为我国发展中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拖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出乎意料，根源在于理论上没有一个基于公共风险的分析框架，使我们“看不到”风险，也就谈不上建立公共风险管理机制。

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不是一个外在独立的东西，而是应内嵌于国家战略、规划和制度之中。适时调整国家战略、完善规划、创新制度，是公共风险管理的根本和基础，也是降低发展成本的关键所在。战略过时带来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是源头的风险，这些公共风险往往转化为最大的发展成本。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就是防范战略风险的一个战略举措。平常说的制度成本，其实质就是制度缺陷引发公共风险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所以，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把风险思维、预防理念作为战略规划制定、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维和理念，渗透到战略、规划和制度当中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对战略的实施、规划的实行和体制的运行实时监测，防范风险溢出增大发展成本。

这意味着对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深化改革不应仅仅以“已然”的问题为导向，而应更强调以“未然”的风险为导向。预防做扎实了，应急的事情和难题就会大大减少，大的发展危机就能得以避免。可见，全面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实质上内嵌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之中。

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应以不确定性来把握整体和全局，以公共风险为思考问题的基点来谋划未来，避免片面的“工程思维”渗入到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当中。传统的确定性在消失，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以降低发展的总成本。发展目标的最大约束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的最小化，是发展成本的最小化，也就是发展目标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风险管理也就是国家发展的成本管理。要避免发展的波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十四五”规划心得体会篇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近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领导全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胜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美国知名公关公司日前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今年，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脱离的现实。“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_许多难题，将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越是这样，就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凝心聚力的主心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就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道理就在这里。

“十四五”规划心得体会篇3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拥有坚持党的全面指导、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原则。以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为主要目标。“十四五”时期，我们即将面临的不只是机遇，还会有挑战。在国内，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我们要增强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努力增强自身本领、克服本领恐慌。自身能力增强，善于开顶风船，才能在前进的征途上行稳致远。

迈入“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伟大中国梦。“十四五”时期是大有可为的时期，干事创业的舞台无限宽广。全体国人应当增强事业心、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投身于“十四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国人应当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学习中提升个人的能力、技术、水平，为干事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自身本领过硬了、能力增强了，可以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贡献出更多力量。

“十四五”规划心得体会篇4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全会高度肯定了“十三五”时期“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成绩;也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的严峻现实。提出了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愿景，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并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了部署。

总体上看，《建议》所确定的目标任务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战略部署既一脉相承，又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及指标化、体系化、具象化。一是把自然生态安全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二是更加强调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三是明确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迄今为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五年。但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可能放缓，资源约束加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张等。面对更加复杂的条件和严峻的形势，必须更加注重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风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必须更加注重强化生态环境统筹保护和协同治理，进一步推进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综合框架;必须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将绿色发展、绿色消费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促进绿色繁荣，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深刻认识“两山论”所蕴含的绿色伦理观、绿色财富观、绿色幸福观，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非总是均衡配置于每个社会群体与个体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法治方法统筹自然环境的多重价值与功能，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利益均衡。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惠关系，以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旨趣，将人对优质生态产品、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定位为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治方式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

“十四五”规划心得体会篇5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发布，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创新，既是数字经济的内核，也是驱动数字经济不断演进发展的动力。5g等通讯技术的迭代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崛起，是数字经济落地应用的基础，正是这些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壮大。除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监管创新也不可或缺。模式创新是让数字经济焕发生机的关键，推动实现金融、消费等细分市场的变革。监管创新则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此次大会上再一次得到明确。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数字经济恰可以发挥重塑的作用，推动前者实现质的飞跃。比如，数字经济赋能的工业互联网体系，在原材料、商品制造和销售渠道全流程中建立了紧密联系，实现智能化、机械化全生命周期的控制管理，解放低端劳动力，释放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活力。再比如农业生产，数字经济的出现让柔性生产线成为可能，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建立了有机联动的农业生产机制，避开了经济学中开放蛛网模型的时滞效应，减少了谷贱伤农等情况的发生;借助智能化、机械化的手段可助力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行业生产率。

要素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一个先进、强大的社会生产离不开高效的要素市场配置，而数字经济正可以成为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工具。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在重创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互联网平台打造的网上就业平台帮助整合劳动力资源和企业需求，借助数字经济手段激活就业市场和生产市场的活力，保障了居民就业和企业的劳动力供给。

如果说要素是生产的前提，那么消费则是生产的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对经济的边际带动作用逐步减低，消费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三驾马车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数字经济助力消费市场开拓了不少新的业态，直播经济、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等新互联网模式的出现，促进人们消费理念升级，丰富了人们的消费渠道。同时，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建立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反向订制平台，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这对提振消费也大有裨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了产业升级、要素流动、扩大消费等多种发展路线，在其背后是未来10年壮大数字经济的美好愿景。数字经济将融合要素、生产、消费的多方力量，形成促进经济整体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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