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魁与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中兴建筑公司、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尹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xx市xx区人民法院xx年4月29日作出（xx）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郭继魁不服，提出上诉，xx市中院于xx年7月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继魁、委托代理人盖如涛，被上诉人xx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振儒，被上诉人xx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苏军，被上诉人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付佳宾，被上诉人尹杰、委托代理人窦树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继魁

委托代理人：盖如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胡振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贵

委托代理人：苏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孝贵

委托代理人：付佳宾，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尹杰，

委托代理人：窦树法

三、原判要点和上诉的主要内容

原告郭继魁诉称：1999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xx市中兴建筑公司签订商品房出售协议书，将中兴二期工程⑥-⑦，2/0a-b轴约86平方米商网出售给原告，原告按合同约定交房款30万元，后又于1999年9月26日、9月30日分两笔交增面积款13万元。但被告xx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此房于xx年5月被被告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卖给第三人尹杰，是重复买卖，这种行为是无效的。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xx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xx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辩称：原告所述无异议。被告xx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所签的合同是受经贸公司的委托，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是初始买受人，交付了全部房款，应予以保护。第三人与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重复买卖行为，开发公司发现重复出售后，已通知第三人解除合同，且第三人的房款未全部支付现金，是用一辆车折抵了20万元房款，是无效合同，经贸公司可以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损失。

被告xx市中兴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辩称：被告建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了全部房款，第三人与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属于重复买卖，是无效合同，不应支持。

被告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做答辩。

第三人尹杰诉称：第三人于xx年4月6日与被告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被告经贸公司已确认了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与原告签合同的被告建筑公司不具有销售房屋主体资格，与第三人签合同的被告开发公司具有销售房屋的主体资格，虽然原告购房时间早于第三人买房时间，但原告与第三人的各自买受行为不是建立在同等条件之上，故不存在初始买受权问题，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但被告建筑公司明知不具有预售商品房条件就与原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受益人被告经贸公司在同意此房卖给原告之前，就已给第三人换了房款收据，因此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是一种欺诈行为。被告经贸公司以持有《商品房出售许可证》为由，愿将争议房屋卖给原告，但《许可证》是在xx年7月取得的，不能对抗以前的买卖行为。被告开发公司发现该商网重复出售后，于xx年9月6日向第三人发出通知，因无权出售此房，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经贸公司于xx年5月17日给第三人更换了交付房款的收据，换收据的行为就是被告中兴经贸公司同意将此房出售给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解除合同是单方行为，是无效的。因此，第三人与被告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xx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尹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其买卖关系成立；被告xx市中兴建筑公司与原告郭继魁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xx市中兴建筑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返还原告郭继魁购房款43万元，并给予房款43万元一倍的赔偿损失，两项合计86万元。被告xx市中兴经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郭继魁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重新判决郭继魁与建筑公司买卖商品房合同合法有效，保护上诉人的初始买受权。其理由概括为：建筑公司是该房屋的施工单位，出卖此房是该楼房投资人经贸公司委托同意的，卖房款由经贸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此后经贸公司于xx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对建筑公司买房行为再次予以确认。郭继魁买房是1999年6月7日，尹杰重复买该房合同是二年后的xx年5月，同尹杰算帐“换据”是xx年6月，均在经贸公司xx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之前。但尹杰的购房合同，此前卖房人已声明废止，而对上诉人购房协议，卖房人在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予确认。据此应认定初始购房合同有效，此后重复购房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经贸公司同意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被上诉人尹杰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郭继魁与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购房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部交齐。且被经贸公司以开具购房款收据的形式予以确认，因而尹杰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

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及认定

1996年9月xx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开发建设座落于xx市xx区英雄大街20号：0204-39的站前批发市场项目。项目开发人是开发公司，投资并组织建筑施工管理人是经贸公司，建筑施工是建筑公司。工程于1998年6月开工。

1999年6月7日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建筑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房是由经贸公司委托），郭继魁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a-b轴，建筑面积约86平方米，交付房款30万元，同年9月26日、9月30日又交增面积款13万元，因该商网内部装璜工程未完工，未能交付使用。

xx年4月25日尹杰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销（预）售合同》，尹杰购买中兴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a-b，轴建筑面积89.5平方米，按合同约定交付房款34.5万元，建筑公司开据了收据，经贸公司又自自己名义予以换据。该建筑面积与郭继魁购买的建筑面积均为商网一层同一处房屋。起诉前，尹杰在未取得进户手续，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该房屋自装防盗门上锁，予以占有和控制。

xx年9月25日，在吉林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经贸公司法律顾问）胡振儒的见证下，由中兴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贸公司、开发公司三家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代表，对站前批发市场新建楼房（中兴二期工程建筑楼房）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三方协商一致，确认该新建批发市场楼房为经贸公司所有，该公司对此批发市场楼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xx年7月29日经贸公司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对过去委托建筑公司出售的商品房，及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购房协议再一次进行确认。xx年9月6日开发公司以无权出售商网房屋为由，向尹杰送达了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通知，并要求解决善后事宜。后因尹杰强行占有了合同约定房屋，xx年10月23日郭继魁向xx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得协议约定商品房。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篇2

为深入了解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现状，切实推进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笔者利用在乡镇挂职锻炼的机会，采取走访、座谈、问卷等形式，对乡镇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报告情况如下。

一、工作主要措施及成效

在组织领导上，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xx”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乡镇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机构和人员任成员，将普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普法工作与全镇总体工作统一安排，统一检查，统一评比，确保了普法工作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

在普法教育上，突出对重点对象的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对于乡镇领导干部、乡镇直单位负责人和村干部以规范依法行政行为为主，提高干部依法执政水平；对镇企业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商户依法经营意识；对普通党员、群众广泛深入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教育，提高村民依法自治水平；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交通、消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增强学生自我防范和遵纪守法的意识。

在依法治理上，大力推进“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把法制教育、依法治村与“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全乡镇普遍实行了村民自主选举村委会，建立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农村基层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开始树立，农民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识明显提高。

在活动载体上，普法工作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增强企业经营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为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员开展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服务；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热点、难点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法治主题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开展“法律上门”服务活动，加大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人员的法律援助力度，受到群众的欢迎。

二、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

1、对农村普法认识不足，思想上有偏差。调查发现，当前农村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以及执法不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等不良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学法用法脱节，挫伤了农民学法的信心，给普法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有的基层干部认为抓普法教育是一项“软”指标，既花钱又费力，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有的则认为普法就是要农民守法，强调群众义务多，宣传群众权利少；还有许多基层干部群众对法律存在实用主义思想，遇到问题才想起来去找法律，不能做到事前学习和预防。

2、农村普法干部队伍力量薄弱，法律素质不高。乡镇司法所3人，专职工作人员不足，工作压力重；村(街、居委)普法干部全部都是由分管综治的村干部兼任，这些村干部主管工作多，完成镇、村中心工作任务繁重，对农村普法工作不以为然；不少村干部文化素质不高，自身法律学习不够，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宣传法律时，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凭主观臆断，对复杂、疑难的纠纷更是显得束手无策，不知道依法该怎么办；有的在调解民事纠纷、处理村级社会事务时，涉及法律宣讲不到位，导致民事纠纷扩大和无序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3、农村普法宣传手段和形式简单落后，亟待突破创新。除了进村入户散发些法律宣传品或是上集市设个法律咨询台之外，就是放广播，搞宣传栏、标语进行普法宣传，传统形式多而创新形式少；传统普法“被动式”的教育由于成本高，加上组织难已不受组织者和农民的欢迎；从调查情况看，大多数农民获取的法律知识主要来源于电视、报刊等媒体，如《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法律新闻类节目，从其它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很少；大多数村(街、居委)法制宣传阵地建设薄弱，正常开展法制教育活动不多。

4、普法工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民群众的需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各种新型矛盾逐渐产生，农民对学法用法有新需求，如在信访维稳工作中，面对个别“上访户”的诉求，法律宣传的技巧显得极为重要，这对乡镇农村普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农民经济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村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在企业就业，留守在家的主要是“老弱病妇小”，他们法律知识接受能力差，自我依法保护意识不强，导致普法教育组织难，时间落实难；加上镇流动人口多，组织松散，都增加了普法的难度。

5、农村普法经费没有保障，制约工作开展。司法所无专项普法经费，宣传活动经费要临时筹集，列支主要依附综治经费报销，数量少、效果差，完全不能保障普法工作的正常需要；村(街、居委)普法，没有经费，落实起来难，自然什么事也办不成。

三、工作建议和对策

针对农村普法调研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乡镇农村普法实际，现提出如下工作建议和对策：

1、进一步更新农村普法观念，纠正基层干部群众对普法思想认识的偏差。党委、政府各级领导要从群众需要出发开展普法工作，真正把服务农民、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普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逐步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价值的尊重和法律知识的追求，引导基层干部依法决策、按章办事；引导群众遵纪守法、依法维权和依法参与村民自治；要把普法与依法解决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结合起来，针对法治实践中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通过具体的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树立法治的权威，使人民群众养成崇尚法治的行为习惯。

2、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切实解决司法所人员、编制、职级待遇等实际困难；进一步整合农村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制宣传志愿者等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人才资源；加强对村(街、居委)普法员的选聘、培训工作，把大学生“村官”或者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村两委干部选聘到普法队伍中来，使他们成为各村(街、居委)农村普法教育的宣讲人；实行农村普法宣传辅导员制度，在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部门中选派政法干警到各村(街、居委)、各中小学校担任普法宣传辅导员，指导村(街、居委)、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服务。

3、要进一步创新普法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加强农村法制教育阵地建设，镇设立法制辅导站，行政村建立法律图书角，依托公开栏设立法制宣传栏；在继续利用传统法制宣传教育阵地的基础上，采取以案说法、图片解法，组织旁听审判，组织反面典型现身说法、法制文艺、法律咨询、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网络博客等贴近群众的新形式，把多姿多彩的法治文化和法律服务送到农村千家万户。

4、要进一步把普法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相结合，增强工作灵活性和针对性。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把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与民间纠纷排查调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农民依法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有效地推进农村普法工作；譬如，抓住党员冬训时机，对党员干部进行法制专题教育；抓住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机，对广大村民进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抓住春节民工返乡时机，对他们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抓住葵毒、禁赌、反对xx等专项治理活动时机，大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活动等；此外，普法工作还要突出重点村(如信访村、宗姓村)、重点人群(如刑释解教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重点年龄层次(如15-25岁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

5、进一步加大农村普法的经费投入。县、乡镇党委、政府要对司法所日常办公所需经费与普法经费共同纳入财政预算，使农村普法有专款，专款能专用，保证农村普法的必要支出；要利用匹配资金修建司法所办公用房，购置交通、通讯、微机等必要办公用具，为司法所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基本物质保障。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篇3

第一章调查的主要说明

1.1调查项目背景

调查当前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一般情况及其特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性及其方法，最后就农民相对落后的法律意识与当前法律的冲突等提出一些建议。农民法律意识状况任何是衡量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标志。本次调查报告以河源地区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分析该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以利于提出了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思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构建良好的法律环境。

1.2调查目的

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全社会要树立信仰法律的良好氛围。按照著名法学家苏力的观点，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而是体现为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我们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而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们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具体到农民的法律意识，决不是靠法律的严酷与冷峻，也不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它们只能使村民产生敬畏感，关键是我们的农村、农业立法要体现农民的情感，维护农民的利益。“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要使普法下村成为一项制度予以贯彻执行。目前，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上述情况表明，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政府主动安排，还要民间的积极组织，既要农民主动去学，还要以案说法，通过多种形式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用法律知识武装大脑，既要使农民养成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又要使其形成人人遵守法律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实施普法下村，还要使其成为一项制度加以落实。

1.3调查范围与方法

（一）抽样范围

本次调查针对本区农村各年龄人口，被调查的对象主要为我身边的朋友，家庭，同事，村民等进行调查。

（二）抽样方式调查方法农民法律意识问卷调查采取了简单随机抽样方式。

农民法律意识问卷采取了留置问卷、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

调查表（见第14页）

第二章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2.1引??

农民法律意识是指农民对法律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的总称。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体现为农民学习、理解、掌握和遵守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强，广大农民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识愈来愈明确，整体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法制建设在农村中收到许多成效，但这与依法治国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问题还相当严重。据媒体先后报道：在河源市某村的村委会换届中，有的村民以10元的单价出卖自己的选票；在白水县有个别果农因讨不回果款而自寻短见；在龙川县有两位农村妇女捡到一万二千元现金，因分配不公而跑到乡派出所要求明断的。凡此种种事实，都暴露了农民在法律意识上的欠缺，这已成为制约农村法制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影响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难题之一。

2.2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分析

农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一直是法律界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热点之一。为了切实了解当前农民法律意识的状态，研究农村法制化进程中的难题，我于20xx年1月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农民法律意识专项调查。调查问卷以法律常识为主，设置了16个基本问题，主要调查农民对法律性质，法律维权的途径，以及对一些基本法律现象的看法。本次调查有以下特点：

1.调查问卷的题目设计简单明了，符合农民的实际。

2.参加调查时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民家中，获得的资料信息可靠，听到了农民朋友真实的诉说和心声。

3.参加调查的学生走遍了5个县市，深入到50多个村庄，接触了200多位农民，调查的覆盖面较广。

4.调查的策划和安排始终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整个调查过程有始有终，成效显著，调查结论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5份。通过统计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要非常强烈，急需学会用法律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每一种社会现象产生都和社会的需要分不开的，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其产生以后也是为一定社会生活服务的，评价一个法律部门的实际价值关键在于它是否为社会所需要。调查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必须了解农民对法律需要的程度，为了此问题的调查，我们设置了两个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一：你认为日常生活是否需要法律？统计结果：近60%的人认为很需要，22.5%的人认为需要，还有13%的人认为不需要，约4.5%的人认为无所谓。

调查内容二：你认为农民最需要了解什么法律？统计结果：12%的农民认为需要民法，5%的人认为需要合同法，约6%的人认为需要刑法，约13%的人则选婚姻法，近70%的人认为都需要。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法律知识，大多数农民已认识到法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日常生活与法的关系，他们渴望了解各种法律，渴望用法律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纠纷。出现这一可喜变化的原因有：一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多年来普及法律、宣传法律的结果，使法律基本深入人心；二是农村改革使农民接触和碰到许多复杂问题，使他们体会到必须有大家共同遵从的“游戏规则”，法律便是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三是随着公众媒体的普及，农民朋友的视野也不断开阔，他们也能看到和听到外面的世界，从这中间也感觉到法律在人们生活中的公正和权威。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农民对于法律的不再是一种茫然，不再是认为法律可有可无。

2.现实中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法律意识现状令人担忧。从以上的调查中，我们知道法律已经成为农民迫切需要，但现实中农民对法律了解的程度确实不入人意，很难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很难正确地在生产生活中运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致在实际中陷入认识的误区和行动的困境。

调查内容三：法律的职能是什么？统计结果：53.2%的人认为是打击犯罪；30%的人认为是保护人民；16.8%的人认为是其它。

调查内容四：你认为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犯罪是什么？统计结果：62.1%回答杀人，7.6%的人回答贩毒，27.5%回答是贪污、受贿，2.8%认为是其它。

调查内容五：你认为谁最应该守法？统计结果：33.6%的人回答是干部；27.6%的人选择党员；33.3%的人选择公民，6.4%的人选择大学生、军人。

调查内容六：当你的亲人犯罪后，下面哪个做法是你选择的？统计结果：7.4%回答检举揭发，1.6%回答帮助其赶快离开，73.9%回答劝其自首，7.1%回答任其自然。

调查内容七：你认为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之后是否是合法的夫妻？统计结果：43.2%回答是，56.8%回答不是。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对法律的职能认识还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简单认为法律就是打击犯罪，这只看到了法律惩罚性的一面，而对保护人民的本质属性还认识不清。大多数农民对于守法的主体认识模糊。在调查中，一些农民朋友讲：“领导干部手中有权有势，应该带头守法，”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完全正确，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守法应该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于最严重犯罪的回答，虽然有62.1%的人回答的杀人，但是，他们判断的标准只是靠道德和人之常情，而不是现行的法律，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贩毒，贪污、受贿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更大的危害。至于亲人犯罪该采取什么办法和合法夫妻是否要结婚证的问题，农民存在的糊涂观念和错误做法主要还是受落后愚昧观念的影响。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也和政府没有深入地宣传、推行法律有很大的关系。从19xx年以来，国家已经开展了4个普法的5年计划，其成果是显著的，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只是粗略了解了法律的作用和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但对于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的具体内容如何他们并不了解。在最基本的婚姻问题上，他们知道有婚姻法，但并不知其具体内容，甚至有些连最基本的结婚年龄的规定也不知晓，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举行了传统的结婚仪式，就是合法夫妻。对于法律认识的误差，导致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很难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大多数农民对法、权关系认识有所偏差，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人治社会，使得“权力至上”的观念在中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村社会过去主要是靠权力（如长老权力、政府权力）来统治管理的，因而，法律对农村的较大介入，首先便要碰到权力的挑战，要了解农民对法律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民对法律与权力二者的态度。

调查内容八：你认为权利与法律的关系如何？统计结果：约44.7%的人认为法大于权，21%的人认为权大于法，约32.3%的人认为权法并重，1%的人认为互不干涉。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部分农民对于权与法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认识到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至上，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人治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一般的农民身上，更严重的是我们一些国家基层工作人员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成员，根本不能依法行使权力，往往是以政代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村的治保主任在处理一起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之一提出了相关法律依据，此治保主任竟声称：“什么是法，我就是法。”从这一实例足以可见，在民众内心深处，法律远远不如权力在他们意识观念中的地位。四.农民法律上的权利认识模糊，权利和义务意识较差。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法律就是以为主体设定权利和义务为目的，从对于权利与义务的认识状况，以及对于权利和义务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

调查内容九：你认为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任何？统计结果：34.6%回答保障权利，32.7%回答限制权利，8.9%回答没有关系，23.8%回答不知道。

调查内容十：你认为拣了别人钱包要报酬做法如何？统计结果：83.4%的受调查认为不合理，13.2的认为合理不合法，没有人认为是合理的。

调查内容十一：社会生活中以下什么事最重要？统计结果：68%回答孝敬父母，27.1%回答抚养子女，4.9%回答其他，没有人认为尊重权利和自由。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对法律和权利的关系认识较为模糊，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把法律看作人们行使权利的保障，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法律是对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和剥夺。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习惯于运用传统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尽管他们对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种田纳税都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意义上，只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要求上。

比如，在以往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有部分农民并不能认识到选举是自己的一项合法权利，不能很好正确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使选举过程往往受宗族和血缘、邦族或者黑恶势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不仅对于民主权利如此，对于其他的权利他们也不能正确的认识和行使。对于拣了别人钱包要报酬做法，他们有83.4%认为不合法，13.2%的认为合理不合法，没有人认为是合理的。显而易见，他们对于这一问题评判的标准完全是道德操纵下，并没有人问及法律对它作出了什么样的规定，自然不能依据法律规范此行为了。对于权利的认识尚且如此，在义务的认识上农民更加模糊。比如，在农民减负问题一直是我国目前农村问题的一个重点。但是，从我国法律的规定中来看，农民合法的负担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层层增加，到了具体的交费人身上就显得难以承受，面对难以承受的费用，很少有农民对其收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只是在自己难以承受的时候请求能否缓交，他们并不了解法律对自己纳税义务作了那些规定。他们履行义务的标准日常生活中是道德，国家义务上是行政命令，不能对法律义务产生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就导致他们难以正确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维权意识淡漠，法律还没有完全成为解决纠纷途径的有效途径。权利意识的模糊必将影响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减弱，致使有时遇到纠纷时并不能及时的运用法律途径解决争端，化解矛盾，保护自己。

调查内容十二：当别人侵犯你的权利，你选择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统计结果：31.6%回答起诉，6.3%回答报复，34.5%私下和解，26.3%公家调解，1.3%回答其他。

调查内容十三：你认为被别人告上法庭如何？统计结果：42.2%回答丢人，31.8%回答正常，18.6%回答无所谓，5.4%回答其他。

调查内容十四：你对私了有什么看法？统计结果：11.7%的农民认为合理，约11.2%的人认为不伤和气，约27.5%的人认为难公平，约27.3%的人认为不影响名声。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尽管对法律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但真的在生活中出现了矛盾和纠纷，又不愿意到法院去打官司，有的宁愿去选择“私了”来解决问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农民心里形成一种“上法庭太丢人”的落后思想，总认为好人就不打官司；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亏”思想和“和为贵”思想还有一定市场，错误地认为宁可自己权益受点损失，也不愿伤害相互的和气，求得相安无事。二是诉讼成本过高，农民难以承担。诉讼成本不仅包括相关的诉讼费用，还包括时间上的耗费。从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来看，民事案件一般在6个月内结案，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愿意耗费过多是时间。加上社会上的不正风气，使农民害怕打官司。在调查中有的农民说：“公检法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打官司难”的问题使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的选择沉默，有的选择私了，有的甚至选择报复，做了对社会、对家人、对自己不可挽回的损失。

3.农民获得法律知识途径少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

调查内容十五：“对于报纸上公布的法律，你读过吗？”统计结果：64.2%的调查对象回答没有读过，还有11.4%的回答从来不读，只有23%的回答有些读过。

调查内容十六：你了解法律的途径是那种？统计结果：55.3%回答电视，18%回答报纸，12.4%回答政府执法，6.6%回答法院判决，7.3%回答其他。

法律制定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生活，那么，要让法律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让民众

2.3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原因及提高对策

2.3.1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

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司法助理人员担负，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以笔者所在县司法局为例，全县设立司法所共24个，共有专兼职司法助理员100人，他们不仅要完成司法行政的事务性工作，同时也是法制宣传的主力军，而该县为农业大县，总人口达93万余人，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基层普法工作人员往往身兼数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比如，在工业发达的乡镇着重宣传《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等；在涉及征地拆迁的地方着重宣传《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在当地法律相对薄弱的地方宣传《刑法》、《民法》、《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这样一来才能调动农村村民的学习积极性，觉得学有所用。

2.3.2对策研究

1、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法律知识接受水平。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低下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而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首当其冲站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政府部门的支持。只有当一个地方农村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2、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法制宣传工作制度化。

首先，搭建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乡镇相关职能部本齐抓共管的第一层普法平台。实现对辖区内农村村民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基层司法所协调、各相关职能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农民法制宣传新格局；其次，搭建村（居）两委干部为第二层普法平台，严格实行村（居）两委干部培训制度，以发挥基层村（居）干部的组织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服务农民群众的能力。“五五”普法期间，要争取努力实现在每个行政村“两委”干部中培养一名熟悉法律知识的兼职法制干部。再次，搭建当地优秀普法人员为第三层普法平台，以其最能接近农村村民这一显著特点，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适应工作的新形式。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2.3.3探讨符合农村和农民特点的普法形式

1、农村村民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青壮年农民向城市的大量拥进，留守家中的老人、小孩、妇女对事物特别是对于法律的接受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此，对于这样一批特殊的人群对于普法的形式应该有其特殊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枯燥的法律教条对他们来说没有一点兴趣，他们更容易接受的是生动、直观的案例，特别是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他们会更加的感兴趣，从而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

2、打破以前普法宣传的单一形式，有针对性进行法制宣传

在以往的法制宣传中多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这样的宣传方式一是不够形象生动，无法引起村民的兴趣；二是受文化素质的影响不一定能够看懂。首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如快板说唱这样一种几千年文化传承下的古老方式，生动明了的展现，相信农村村民中特别是老人更容易接受；又或者将法制宣传以画图的形式，制作成年历，这样的宣传资料特别具有适用性的同时也达到宣传的目的；再者，将法制宣传的内容以小品、歌舞的形式展现，显得更加的直观、生动。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而农民法律素质的提高它不仅是衡量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衡量农民是否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保障自己权益，从而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所以，必须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入手，把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作为一个中心工作来抓，切实加强农村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结论

通过上述河源地区农民法律知识、法律评价和法律要求的分析，我认为，较之以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逐渐开放，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有较大提高或增进的一面，农民对法律、法制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愈益趋于理解，认可和接受。但是也不宜作过高的估价，其种种不足是有目共睹。农民法律意识离人们的期望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应有的地位，未能在农民的生活中获得现实的生命力，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从农民法律意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着手，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在较高的水平上认识到法制建设在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巨大作用；二是帮助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法律，掌握法律，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敢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三是切实实行村民自治，使农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村级民主建设，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推进基层民主化进程；四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使农民在实践中体验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五是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公、检、法、司部门的整顿和规范，使他们切实树立“执法公正”、“执政为民”、“情系于民”的思想和作风，让农民真正把法律作为为自己的靠山。同时我们必须有效发挥电视、报纸等媒体的作用，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农民把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农问题是我国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整体发展，农民素质的提高关系着整个民族素质的发展。法律素质是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是衡量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衡量国家法制建设的成就的重要依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要提高国民整体的法律素质，必须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入手，把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作为法制建设的一个中心工作来抓，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篇4

调查目的：

通过对目前农村情况调研和了解，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增强农村法制教育，使依法治国真正的深入人心。

调查方法：

面谈，实际走访

调查地点：

中和镇，中和街道

调查时间：

xx年12月28日—xx年1月13日

从党的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1999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第五条，从此，我国真正意义上实施了依法治国，时至今日，依法治国已经实行了十多年了。而起作用也巨大，影响也极具深远。以此同时，民主意思不断增强，人民更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这些只是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的，我们当然知道，现在的中国城市生活法制融入的很深，市民们读懂的运用法律。可是如果从基层来看，特别是从乡镇、农村、农民，来看的话，结果又会怎样了呢?秀山县也是一直都是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一、调查内容

(—)法律意思有所增强，开始信仰法律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都在有形、无形之中有了一种意识，就是遇到纠纷、权利受到侵害时，会多考虑集中解决方法，而很多时候会想到运用打官司的方式来解决。自秀山县的一位姓王得建筑工，他是农民工，年龄也比较大，50大几了，家里负担也比较重，还有个上大学的孩子要他供着，对于那种农民家庭，供一大学生是比较困难的，就靠这么一点工资，根据他说，也幸好现在建筑工资提高了些，因此还算不是很穷。到年末了，其工资还有被拖欠的，为了拿回拖欠工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建筑工人那样，把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全部拿走，也不是像以前那样带了一大堆的人去跟老板闹事了，索回工资。

而是，先跟建筑老板商议，交涉。之后见未果，就去找县政府，请求政府出面干涉要回了拖欠工资。当时，他们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是会去法院对建筑老板提起民事诉讼。基于这种认识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相信法律是解决争议，维护权利的重要方式，便开始信仰法律了。对这点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国家封建时间太长，受历史影响，人治色彩太浓了，能够树立法治意识已经很不错，即使不是很深。

(二)对法律知晓不够，认识不足

我就是来自农村的，所以对于农村生活还是有较深的了解。相对来讲是比较深入的，每次，我回家的时候，跟家乡那边的村民聊天中发现，他们基本是不知道什么多少法律，只是通过电视、别人讲的知道点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权益被侵犯时能够即使得到救济。就这样开始对法律有种崇拜感、高深感。是些很深奥的东西。一般村民是了解不到，知晓不多，当得知我的专业就是法学时候，再他们看来，那是个很好的专业，很有前途的。可他们并不清楚，法律其实就是调整社会普遍生活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规范。

就是与他们生活有关，也是从他们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用于指导以后的社会生活。而且，他们有很多人对法律的看法也很偏激，认为法律只是给有钱、有权势的人准备的，总结起来就是为有地位的人准备的，一般的农民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好处，只要有钱，也只要给钱，就会有相对轻的结果，就能赢得官司，平头老百姓因为既没钱也没有地位，所以总是吃的哑巴亏，这种看法对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中曲解，对法律认识不到位，这样对法制建设产生影响，偏离正常法治轨道，对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产生不良影响。

(三)运用法律解决纠纷较少

基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虽然对法律有了一些了解，也知晓了一些法律知识，也稍微增强了法治意识。但是，真正会运用法律途径来解决的纠纷、维护自己的被侵之权的人很少，假期我去人民医院看望我一个以交通事故而造成右腿骨折的舅舅，在那骨科住院部，从其他病人中了解到，他们很多人是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的骨折。且有些家属也遇到这种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很多人为了要求行为人支付医疗费，很多要么就是通过联合亲戚朋友，强制威胁行为人赔偿，妖媚就是与行为人私下协商，或者有些怕事的根本就是自己全部支付所有费用。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私下解决，即私了。私了，地区解决起来更迅速，但是，这样的话容易引起打击报复，相互之间，由于威胁或者忍气吞声都容易引起一方的心里不平衡，容易引发之后一系列的不良潜在的影响，而且，私了，赔偿的数额很多要么具有敲诈性，要么就是让受害人受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意让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干涉。

(四)农民提起的诉讼少

我去秀山县人民法院了解到，现在法院受理的案件虽然在增多，特别是，民事案件增多，这说明人民越来越接受司法解决争议，人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增强。后来我才发现那些提起诉讼的原告很少有农民的，听法院内部人说就民事案件，农民提起诉讼比例不足民事诉讼的10%，基本都是些企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一些收入相对较高的县城居民。这也说明了，农民中的法治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五)弄明对运用法律解决争议心存恐惧

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广大农民虽然意识到了，可以运用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但是，在他们心中人仍就认为法律并不是煮好的途径，因为在他们看来，打官司容易引起对方的打击报复。因为在我们农民心中，一向喜欢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也不管其他后果，所以特别是在对方或者对方的亲戚朋友，有些权势，会利用聚集众人暴力威胁，那势必对今后的生活引起不良影响。特别是现在咱门中国的党、政干部，由于其受严格监督，极易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用权谋私，到处鱼肉农民。

同时还有个问题就是，当广大农民与政府有关部门闹矛盾，那么，农民处于弱势地位，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又有一定的地方立法权，加上执法者的身份，那就是很强势了。可以通过给农民办理各种事情通过拖延，敲诈勒索等各种方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因为就与农民关系密切的还是政府，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离不开的，也正是在此，即使当时通过法律维护了权利，但是在以后就不好办了。会惹上更多必要的麻烦。

二、调查结果

(一)司法成本高，效率低

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很少由农民会运用法律来维权，原因可能是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害怕法，也可能是害怕缠上国家机关，但最主要的是费用问题，因为不懂法，所以如果真的要进行司法救济那么久的请懂法的律师，那么就得花费很多，而请律师，我们都知道，费用是比较高的。好像最少也是总费用的百分之十以上。

同时由于我国法律不是很完善，很多案件还多是谁告谁举证，因此花费的时间、精力很多，加之法律知识缺乏。同时，在农民看来就那些诉讼费用也是很高的，诉讼费用可能由于我国人口多，问题也多，而国家给予的经费有限，因此不能完全满足办案需要，可能多诉讼费用高有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我国比较少，一个县就一个法院，一个律师事务所，少量的人在农村地区做法律服务者。据估计也就差不多十万农民就两法律服务者，五到七个司法工作人员。

而且，因为案件多，各种旧案，新案都拖沓，堆积，办案效率地下，一般的民事案件至少需六个月，更甚至一年多之后才有结果也很正常。假期我去看我舅，因为交通事故，造成右腿骨折，因治疗花费大，家里条件不好，很多亲戚朋友凑齐钱进行治疗，当对肇事者要求赔偿时，肇事者只赔偿小额之后就没有支付。为此，就请律师打官司，但是，由于自己费用没有，又不好想大伙借时，律师便提议有律师提前按照一定比例支付一定资金给我舅先行治疗，而由律师进行诉讼，而对于胜诉而得到的赔偿就归律师所有。从上述可知，如果真的要运用法律来解决的话，那么就得拖延很久，对治疗就非常的不利。因为不能及时得到赔偿。有点远水解不了进火。

(二)观念上不愿打官司

在农村生活久了就会发现，现在的农村受传统的思想影响大，很多人都是排斥国家机关干预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司法机关干预他们的纠纷。我在叔叔上班的一名叫金达威饲料公司的工人中了解到，其实他们基本都是从农村来的，当问到他们对打官司的看法时，普遍的反应是他们都是害怕，在他们一向看来，打官司都是些不安分的人，感觉都是坏人似的，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有错的。而且他们也根本就不想跟国家机关接触，有种对国家机关的恐惧感，而且农民还会感到他们在司法中地位卑微，认为即使有理由也很难站的住脚，也容易受其借用种种理由敲诈。

(三)司法工作人员及相关法律服务人员素质不高

由于我国实行法治不久，很多司法人员专业素质不过关，很多都是中专生、高中生、或者一些干部只是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很多都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因此他们中很多人，素质低，办理案件是容易出现错案，同时很多司法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也比较差，道德素质也比较差，没有站在公正的第三者的位置公正的依法审查，合理解决纠纷，相反很多人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用权谋私，把这种机会当作是发财机会，到处收受钱财。把法律要求的公正抛于脑后，给农民以很不良的影响。

(四)法律意识不深，对法律知之甚少

在农村那块，法制宣传不够，农民们对法律知道的很少，也很模糊，只知道些大概，而且很多也都市从别人那听来的，很多都是不准确的，没有深刻的法治教育，因此也没有形成很深刻的法治意识，很多农民遇到正义，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用法律来解决，而是用比较惯常的手段，闹或者威胁，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会想法设法去运用司法解决。这就足以说明农民不了解法，也没有形成很深的法律意识。

(五)中国法治建设大背景

在我国，法制建设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存在着集中明显特征，即是政府推进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型、法制观念缺失型。因此在政府推进型法治中，政府权力很少受限，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典型，很多的法治宣传都是由政府推进，而且很多的法治执行无形之中也让基层政府插手了;再者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制约问题还不完善，这更是阻碍了法制建设，而在农村，这种状态体现在政府与其他权力机关的权属不明确，职权错位;就法制观念来说，我国距西方发达国家大概相差32019年，而就硬件来说，和西方国家没有多大差异，科技的差别也很小，制度差别也不大。就比如“法律至上”的观点现在才提出，而人家几百年前就提出来了，这就是差距。再与我国农民的法治意识中，更是有距离。

(六)经济基??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法律本质的认识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采取阶级意志划分的。而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的理解。阶级是有掌握一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人组成的一个社会阶层，就为统治阶级，相反，则为被统治阶级。而在现实的中国，真正掌握大多数财富的那些认为人数不多的党，干部，以及相当多的富有阶层。而广大农民，收入少，自然也就谈不上统治阶级。这虽然是有些人的想法，但是呢，这对农民来说，就他们的切身体验来说，是很贴切的。即使这样，把党和人民，干部和人民割裂了开。因此，在经济基础都不牢靠的农民，很少有能有农民会真正运用法律，树立法制观念。

三、调查体会

为了真正贯彻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深化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快基层，而关键又是农民那块。因为我国农民人数众多，我国整体提高法治水平是一个挑战。为此：

首先，我们得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强农民阶层的经济基础，是他们可以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以便于他们负担各种司法费用，以及相关因为运用法律而产生的各项支付。

然后就是加强对从事司法工作以及与司法工作有关的服务人员的素质教育，是他们的服务水准更上一个台阶，更好的服务，具体说来，可以是，加强对司法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严格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准入和考核，招收大量受过大学专业法学教育的大学生入司法服务系统，充实整个队伍，注入新的血液;同时还得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思想、道德水平，使他们真正树立公正司法，为人民司法，而不是用权谋私。

还有，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和监督，加强管理，加大简易程序，降低司法成本。加快对旧案、积案的处理，在保证公正的基础上尽快结案，及时解决争议。

再有，我们应该加大法治宣传，加强法治教育，发挥各种媒体宣传作用，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向广大农民宣传，同时也引导农民去学习法律，增强法治观念，增强运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同时，也去积极监督其他主体守法。如，对政府，对党员，对干部进行监督。

最后，广大干部，党和领导人，自己要积极主动守法，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司法部门应对违法法律的行为人依法处理惩罚，为全社会建设法治社会树立榜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是要树立典型。为全社会建设法治创造良好环境。

我相信，我县农民法治问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会取得长足进步的。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篇5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现代化法治进程直接影响了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而现实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多数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这一历史性命题面前，农民的法律意识无庸讳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总体上讲，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其表象特征的。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依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农村秩序的型构与维持所需要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差序格局”和“爱有等差”，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

与轻法意识“相映成趣”的是，在农民心中既“轻法”又“畏法”。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的刑罚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鲜明特色。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反映到人们的意识观念上，导致了对法律的狭隘认识。时至今日，仍有老百姓把“被告”视为“罪犯”的同义语，而国家倡导法治，老百姓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治，实现权利，而是想到“严打”，要“从重、从快、从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苛刑的畏惧心理。

“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在他们看来，遭遇不幸怨不得别人，而是自己的命苦。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为好人所不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司看作不光彩的事，遇到纠纷逐渐倾向于诉诸法庭。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缺乏诉求意识，缺乏寻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性。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来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二、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75%；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15. %；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0%。

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信息，及时把握环境的变化。监测环境是人们观看新闻节目的主要动机，但其他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种信息需求，如收看家庭电视剧同样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农民工权益的问题。由于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维护。无论是讨薪、合同的签订还是职业病的治疗上，农民工单薄的法律意识在面对这些问题上都显得苍白无力。但由于近些年来，这类法律报道的增多，我们可喜的发现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没有以前这样多，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工作，而农民也在大众传播中不断丰富自己，渐渐走上自己的维权之路。

2.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农村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这些现象对农民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经过长期艰难的普法教育使农民形成的对法律的正确认识及信任，往往会因为一些错误处理或枉法行为而丧失。

3.重视司法执法的“示范”作用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农民树立法律意识，使农民将法律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4.农村普法活动要有针对性农村普法活动应与农民所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活动相联系。在普法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农民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例如，把农村比较常见的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继承和赡养纠纷、财产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处理办法作为普法的重点。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法，应当采取以案说法、法制文艺表演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注意发挥电视、广播等直观性、时效性强的普法媒体的作用

5.发展市场经济，使法律成为农民生活的必需品。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独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得依市场、靠契约关系进行活动，市场、契约关系促使个人主体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从两方面对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给予支持:一是市场经济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断绝了传统宗法习俗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为人们的精神解放创设了社会条件。二是市场经济无时不把人们抛入复杂的社会交往中，迫使人们时刻不得不考虑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自觉提高权利意识。基于此，只要我们建立起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其成为农村的主导性经济模式，也就具备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社会基础。

6.增强国家法的亲和力。立法机关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树立起农民权利保护意识;在立法程序上要贯彻群众路线，让立法走向民间，走入民众;在立法技术上，必须考虑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薄弱的法治传统，注意国家法是否与民众的习惯心理和行为合拍。唯此，才能有效地反映农民的呼声。

总之，要消除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在农民思想中的积淀，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对农民的法律教育就不能是一次性的。法制教育要在内容更新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使农民能够适应更发达的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环境。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改善农民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外在环境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结合起来。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5篇相关文章：

★ 党意识形态述职报告优秀8篇

★ 党意识形态述职报告推荐8篇

★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工作述职报告6篇

★ 书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述职报告6篇

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5篇